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贯彻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要求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大局大势，科学把握高等教育的走向趋势。

2020年开始流行的新冠病毒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着广泛影响，且影响将长期存在。面对蔓延全球、影响遍及社会毛细血管的新冠疫情，各界人士基于对此突发事件的体悟，开始告别过去熟悉的世界，构想未来不确定的世界。欧洲公共知识分子齐泽克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一文中指出，新冠疫情使我们熟悉的世界停止运行，“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新冠疫情于混乱中触发新旧更迭，并将我们带入后疫情时代。所谓“后疫情时代”是包括疫情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对人类影响的一个表征。

受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将发生深刻变革，这其中既有量变的积累，也有局部的质变，这些变革将贯穿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发展样态、教育过程和治理格局等诸多方面。进入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可能要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一、后疫情时代的基本特征

新冠疫情开启了疫情时代。随着疫情趋缓趋稳，我们将进入后疫情时代。在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许多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其所受的冲击和触发的变化也最直接。

（一）强政府的时代

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演变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张力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经济管理、社会治理是否政府的职能？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如何？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人们一直有争论，由此产生了大、小政府与大、小社会的区分。事实上，不论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旨归都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促进公共管理的现代化。

作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让全球措手不及，其存在的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各国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严峻挑战。“强政府”的时代伴随着新冠疫情及其防控形势的发展而到来。2020年以来，各国采取多举措抗击疫情，如暂时关闭边境、停工、停课，且呼吁民众居家减少外出。为尽可能降低疫情带给公民和企业的财产损失，各国政府也颁布了许多福利举措予以补助。在我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面对疫情的严峻挑战，各地积极采取了应急响应，加大对病例的监测排查力度，救治防控并举，形成了疫情防控工作强大合力。

进入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促进了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行政发展理念与趋势不得不应时、应势而变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确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新的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内部权限分工合理、职责范围有限、高效运转、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在强政府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政府更有效的介入，需要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宏观统筹和顶层设计。

（二）全面博弈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随着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世界各国的全球意识不断上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越发认识到国与国之间互相依存于整体的“地球村”中。近年来，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逆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加大。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发展格局进一步发生深刻调整，各国内顾倾向显着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将进入一个全面博弈的时代。狭隘民族主义导致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将长期存在，并对国际交流合作带来不利影响。各国围绕人才、科技、文化、制度等的竞争将愈来愈激烈。

就中美关系而言，战略博弈将进一步加剧。随着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遏制打压中国，通过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多种方式试图削弱中国的发展。未来中美竞争可能更加激烈，进入全面博弈时代。在二元对抗思维影响下，美国连续两届政府秉持的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均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认定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施行全面竞争和战略遏制。中美博弈的焦点在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其广度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深度可能导致两国在产业链、高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受到削弱，且强度前所未有。全球博弈对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显着的影响就是国际交流合作受阻。这将直接影响全球学术人才的选择与流动，并将最终导致世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传统格局的转型与重构。

（三）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时代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显着增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加速调整时期。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收缩，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加快转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经济区域化等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多极化发展将成为新模式，有望进一步打破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经济体系，全球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时代。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既带来风险和挑战，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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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短期靠调整政策，长期靠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升级供给，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增长、质量、效率从哪里来？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的发展重点向更加关注结构优化转变，如何推动教育区域结构、类型结构、学科结构等各项结构要素的调整和优化，逐步成为教育改革决策的主要着眼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供给需求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和组织再造提出新要求、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应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契合度，持续增强其适应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社会矛盾表象化的时代

近年来，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各种复杂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大量集聚。因疫情而导致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以及医疗、教育等问题，以极度外显的新型方式暴露在公众面前，社会风险概率显着增加。一方面，社会利益趋向分散化。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利益诉求的离散度趋大。另一方面，大众情绪放大化。自媒体时代，网络成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与增强机，使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不公感与落差感显着增加。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大规模暂停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冲击，社会情绪较为低落，民众心理韧性减弱，普遍陷入应激状态。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校的防疫管理政策、线上与线下课程、毕业生实习就业等成为师生关注的焦点。由于大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成熟的心理应对机制，部分学生难免会产生焦虑、恐慌情绪，甚至感到抑郁，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面对风险，目前的高等教育治理较多情况下处于一种应急模式，主要依赖政府权威部门行政权力的驱动，侧重于事中事后的防控与恢复，各种行动大多依赖成文的规则和程序。为适应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外显性，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进行深刻变革，亟待提升全系统治理能力。

（五）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与学龄人口剧增时代

全国上下攻坚克难、同心抗疫时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并朝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过去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大幅提高，毛入学率由2012年的30%增至2021年的57.8%，2019年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受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多。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民族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回顾历程、总结成就的同时，高等教育还需着眼当下、谋划长远，统筹应对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剧增的情况。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直接影响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资源需求。今后一个时期是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有关学者预测，2022—2033年我国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总体处于持续增长状态，2033年达到峰值5085.6万人，比2021年增长约30%。同时，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也将持续增长，2033年达5902.9万，比2021年增长33%。考虑到研究生教育发展等影响因素，预计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将达到6003.6万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长期持续增长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和治理水平都将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

（六）数字化转型时代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将迎来数字化时代。当前我国已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进行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作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从“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将“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数字技术逐渐全面应用于各领域建设，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

近年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命题，而新冠疫情加快了教育数字化发展进程。2020年初面对突发疫情，江苏95.6%的教师参与线上教学活动，96.5%的学生经历在线学习活动，这场史无前例、事无前例的线上教育，推动传统教育教学形态发生质的变化。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学生赋能》，欧盟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我国教育领域的数字化改革也逐渐加速。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教学实践，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已成为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新常态。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智慧教育，强调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同年，教育部将教育数字化作为“一号工程”重点推进。《“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还提出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教育信息化从1.0时代走到2.0时代、从“简单应用”走向“深度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启新征程。后疫情时代，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智慧教育既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与转型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一）更加重视扩大规模和精英教育

21世纪开始，普及化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世界将近一半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今后一个时期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正式提出在“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提高到60%。这意味着后疫情时代我们要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然而，超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长期高位运行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提出了严峻挑战。现有学校扩大规模面临生源竞争、办学空间受限、提升质量等困扰，新建学校面临土地供应、经费投入、优质师资不足等诸多实际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后疫情时代，在规模增长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精英教育和创新型人才的渴望也会更加迫切。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精英教育可称之为“新精英教育”，具有不同于传统精英教育的新特点。第一，它以超大规模高等教育为基础，具有纵深结构。不同于传统“金字塔”式的精英教育，“新精英教育”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办学层次，既有高峰，又有高原，还有丘陵，各有各的精彩。第二，以服务国家和地区战略需求为导向，具有很强的使命担当。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是高与特、宽与专、基础与应用相互结合，不拘一格育英才。第三，在培育方式上，“新精英教育”依托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及其他培养基地，协同合作育英才。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不仅处于追求规模的数量时代，还处于重视质量和内涵建设的质量时代。辩证认识、正确处理规模与质量的关系，促进规模扩大和精英教育并进发展，是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二）更加重视调整结构与方向引领

知识和创新已经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高等教育承担着既培养大规模高素质劳动力，也培养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新知识、新技术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使命。国家主导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点。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始终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作为目标，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对接新发展格局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针对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本科专业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适应度明显增强。后疫情时代，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围绕争夺科技和教育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国家战略主导高等教育体系演化的趋势更加显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复杂环境，在重视结构调整优化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加强方向引领。所有学校要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培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时代新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丰富、发展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冠疫情再一次昭示，21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议题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强调了气候、新冠疫情这些连锁交叉的危机对健康、环境、教育等产生的连带影响，现已危及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负有引导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及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使命。作为公共事务和共同利益，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远超地理空间所限制的范围，尤其是在碳排放严重超标，气候变化不稳定，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物质生产、消费和浪费远超地球承载力的当下，高等教育有责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三）更加重视任务驱动的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发挥好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后疫情时代对高校履行神圣使命的呼唤。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服务国家急需，强化建设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率先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以及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支撑创新策源地的基础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后疫情时代，针对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中长期存在的单科化、分散化、短期化等突出问题，亟需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任务驱动的科技攻关，构建融合开放的科研和人才培养生态，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区域的战略需求。为此，高校要更加重视推进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把科教协同机制发挥得更好，进一步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应加大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完善产教协同和科教融汇的育人机制，注重发挥科研育人作用，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推动高校将科研资源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将科研平台有效转化为育人平台、将科研优势有效转化为育人优势。高校还应始终发挥学校优势和特色，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自觉承担起推动国家和区域科技发展的责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产业适切度，不断增强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四）更加重视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变革

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实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以全面实现的重要标志。新冠疫情是全世界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对各国系统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对高等教育全系统治理提出新的挑战。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报告中，将教育视为社会成员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一种社会契约。这一主张旨在回应在疫情等社会风险影响下学习者所面临的挑战，强调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和一种共同利益，倡导教育治理模式应当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面对疫情，刚性治理模式的“精准性”与风险社会的“流动性”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往往难以兼顾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动态性特征。这就要求更加重视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变革，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深化数字治理实践，全面提升治理能力。

（五）更加重视基于普及化和数字化的教育过程再造

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应是更公平的普及化和有质量的普及化。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关注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增长，而忽视机会的质量和水平。高等教育的质量公平不仅要为广大学生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还要为广大学生提供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教育，促进过程公平。后疫情时代，我们要更加重视基于普及化和数字化的高等教育过程再造。如何在高等教育规模“大”起来的同时，实现高等教育质量“高”起来，如何在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中实施个性化教育、适合的教育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普及化过程中实施数字化战略是高等教育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必然选择。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将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智能互联、人机共融、协同共治、无边界的未来高等教育新样态。新冠疫情的冲击暴露了高等教育系统的脆弱性，催化出高等教育系统数字化韧性建设需求，倒逼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高等教育过程的再造是基于普及化和数字化的再造，需要从数量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入手，充分把握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要求，并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保障学生的教育权益、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后疫情时代，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智慧教育既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2022年《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指出，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已开始应用大数据系统，但尚未能对学习结果产生具有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仍需进一步探索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变革的有效方法与路径。

（六）更加重视多样化的国际合作交流

国际合作与交流既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类高校迈向世界卓越的重要途径。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摇摆期，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面临诸多困难。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的政策，给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严峻挑战。2020年5月，国际大学协会发布《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全球调查报告》，64%的高校表示，伙伴关系受到影响，89%的高等教育机构表示国际学生流动性遭到限制，80%的高等教育机构表示科研活动遇到阻碍。除文化背景、思维、语言、价值观等传统跨文化交际障碍外，持续多年的疫情使国内外高校和师生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今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将面临更多的诸如防疫政策、防疫态度、国民认知与情感等非传统不确定因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后疫情时代，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重新调整策略，总结和反思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其内在发展规律和外在环境因素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演进中的影响机制，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三、后疫情时代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举措

后疫情时代，我们要不断拓展战略远见、保持战略定力、强调战略运筹。对高等教育发展而言，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要面向未来，以引领带动整个社会发展与变革为己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统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近年来，江苏高校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坚持运用各种生动有效的方式，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进课堂、进师生头脑，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后疫情时代，要更加强化高校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增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担当，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战略性、根本性、历史性选择。后疫情时代，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力度。在不断健全中央层面高等教育统筹协调机制的基础上，要科学界定相关部门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职责权限。通过重大部署，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统筹引领下，高等教育要以服务国家需求为重要追求，瞄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服务地方发展需要，不断强化高校创新驱动发展的功能。

（二）全面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相互作用，高质量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为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要继续深化“双一流”建设。经过第一轮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实力强起来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促进“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在瞄准世界水平、追求全球卓越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高校的关系、一流建设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要把“金字塔”变成“五指山”，把一个高峰变成多个高峰。坚决避免以损害全校整体高质量发展为代价，片面争取少数学科一流化的短期功利主义做法。

二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中心，也是研究的策源地和人才的汇聚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所有高校都要聚焦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学术声誉与机制创新的实质性发展，以及科学研究、成果贡献的实质性取得和突破，不应单看排名进位和指标达成。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

三要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更广泛的成就，需要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不仅是重点建设某些院校或学科。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结构调整和分类引导，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培养高质量、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增强社会适应性；推进高等职业学校提质培优，强化类型特色，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分类评价机制，持续涵养适合不同类型高校竞相发展、百花齐放的生态环境，让各类大学从容发展。

（三）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要通过实施重点领域加速发展计划，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对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的贡献率。立足国家大工程建设与民生需求，譬如军备开发、太空探索、深海拓进、新能源开发、新材料使用、民生需求、医疗技术和医药开发、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理所当然应作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这些任务的实施势必带动并催化高校在相关理论、方法、技术、设备与材料方面的原创性研究，加快“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高校要拓展学术研究、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格局，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大力实施有组织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工程，构建从高校到全社会乃至全球的开放融通的创新机制与创新生态。

一是加快布局和建构有组织高校科研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从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模式、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服务社会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谋划、主动布局，全面提升高校科研集成和体系化建设水平。通过有组织的科研组织形式的创新，实现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形成一批标志性和引领性科研成果。

二是推进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转型。高校要根据“大科学”的发展规律，协同各类创新主体，把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区域和产业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形成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释放人才活力、提升创新效能，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三是进一步推动高校融入区域乃至全球创新体系。要强化政府统筹，推动校地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支持高校主动对接区域战略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依托其优势学科专业，与企业共建一批特色鲜明、服务精准的产业学院，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四）全面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后疫情时代，全面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各组织之间的架构及其关系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如何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坚持立德树人，如何促进分工、优化合作、加强协调成为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重点。为此，需要抓住关键环节进行创新，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一要从理念上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服务保障、物质保障和人文关怀。疫情发生以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发生了诸多变化，相应的管理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化、机动化。后疫情时代，高校要灵活调整各项管理政策和方式，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育人新模式，营造育人新生态。积极创新方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促进生命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校园，将公共危机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提升师生危机应对意识，增进师生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要从结构上健全多元治理体系，提高自主管理和自我监管能力，增强办学活力。首先，高校要处理好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学生家长、校友等主体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外部治理体系；其次，高校要整合、协调内部行政与后勤服务部门、教学科研单位等机构之间的关系，充分保障广大师生正常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自主权益和健康安全，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最后，高校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保持与社会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强化社会参与以广泛凝聚合力，推动高等教育治理走向协商共治。

三要从机制上创新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能力水平。建设科学合理的高校应急管理体制必须提升统筹治理能力，在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上，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挑战，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充分听取师生诉求，建立多元共治的学术和教学治理体系，重视网络舆情引导、预判和监测，及时准确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回应社会关切。

（五）全面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数字化转型是全球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新路向。全面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促进高校教育理念转变。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更加凸显技术赋能，高校要促进新兴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育生态。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围绕“立德树人”构建数字化、科学化、终身化教育体系。为此，需要倡导以学习者为中心、更加包容和全面开放的教育理念。

一要再造高等教育体系。近年来，疫情推动了高等教育教学体系向线上、向校外、向职后延伸，形成了线上与线下混合、校内与校外融合、职前与职后贯通的新体系。具体来说，首先是推动高校原有的教学体系向线上延伸，使许多学校原已存在的临时性、补充性、小规模网上教学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长期性、标准化、大规模的线上教学体系，并与线下教学相混合，形成混合式教学新体系。其次是推动教学体系向校外延伸，打破校内、校外资源界限，融会贯通全社会乃至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智慧校园”，使得“无边界高等教育”成为现实。再次是向职后延伸，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形成以高等教育为主要支撑、职前职后贯通、覆盖社会全体有学习需求人群的“高能级”终身教育体系。

二要重塑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未来学习的结构将超越以往的学校教育，学科边界、学习边界和学校边界将被打破，学习者真正成为个人学习成长的组织者与主导者。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正在重新定义高等教育，也在催生高等教育教学组织形态的重塑，新的高等教育教学组织形态在不断涌现。后疫情时代，高校应更加注重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和精细化管理，既要灵活运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还要通过创设数字化和自适应的学习情境，支持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学习需求，在面向更多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更多元、更丰富、更优质的高等教育形式与资源。

（六）全面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后疫情时代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坚持“把教育置于世界坐标中去学习、去比较、去思考、去合作，开创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要在渠道上，坚持官方与民间并重。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要发挥教育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推进中外教育行政部门合作机制对接，又要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对外开放中的主体作用，支持扩大民间交往，在国外学校及教育机构中培育知华、友华、爱华力量。

二要在形式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要立足国际借鉴的现实，重点做好世界一流教育教学资源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来”，又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努力实现中国智慧和方案“走出去”。

三要在管理上，坚持整体和重点并重。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要强调学校提升全方位国际合作与交流基础，又要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精细化合作路径，保证合作成果产出最大化。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终极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后疫情时代，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期，制度型开放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水平。主动从高标准国际学术规则的接受者和跟随者向参与贡献者和完善制订者转变，在推动我国大学制度与国际高等教育规则接轨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完善进程中，不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

文章来源：江苏高等教育网2023年2月7日，详情请点击http://www.jsgjxh.cn/newsview/28101